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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春風吹遍大江南北農村金融市場新芽萌動

  編者按:回望來路,才知去處。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過去70年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實現了無數個從無到有,成就了一幕幕波瀾壯闊、雄偉綺麗的壯美篇章。這是屬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奮斗史。尤其對于農村領域而言,70年的改革發展讓這一領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為充分展示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偉大歷程和輝煌成就,營造共慶祖國華誕的濃厚氛圍,即日起,本報在“壯麗70年 奮斗新時代”欄目中,連續推出“農村金融改革發展回顧與展望”系列報道,集中展示我國農村金融領域取得的偉大成就,系統回顧農村金融事業發展的脈絡,展現農村金融部門進行的改革創新歷程,弘揚取得的輝煌成就。

  1978年冬,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的18位農民,按下了18個鮮紅的血手印,率先分田到戶,實行“大包干”。包干制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

  這18位普通農民打破的,是實行了20年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制度。此后不到一個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春風吹遍大江南北。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開、農村工商業發展、農村組織形式變化,農村金融的交易對象由原來的2.6萬個人民公社變成了2億多位農民。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農村的巨大變化對農村金融服務提出了多樣性要求。參與其中的各類主體,不但見證了農村的改革和發展,也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革新。

農村金融市場悄然萌芽

  1972年2月,云南省大理州劍川縣東嶺鄉一位鄉村醫生羅四來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

  由于經常走村串戶,羅四來對村里的情況較為了解。“大隊上開了一個會議,我就走馬上任了‘鞏北信用社’(現劍川縣農信社)主任。”他說。

  雖然農村信用社在建國初期就已存在,但上世紀70年代初的農信社仍屬“一人一社”,會計、出納、信貸業務實行“一手清”,這些業務都由一個人來辦理。老百姓統稱農信社業務人員為“信用會計”,業內對其的稱呼為“農金員”(農村金融信貸員)。

  “那時的業務量很少,每天也就五、六筆業務,貸款都是涉及村里面社員生產、生活方面的小額貸款。生產隊只需帶公章、隊長及會計私章,直接到信用社柜面辦理,無需審批,我填寫借據后加蓋印章即可。”羅四來說。

  之后,農村金融改革發展的步伐之快,是羅四來沒有料到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金融改革問題被提上日程。經歷建國后20多年的探索,金融機構在農民的意識中有了一席之地,尤其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農民創業積極性提高,“三農”領域的資金需求也隨之大幅上升,對于建立完整的農村金融體系的呼聲很高。

涉農金融機構初具雛形

  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正式恢復,作為國家專業銀行統一管理支農資金,集中辦理農村信貸,領導農村信用合作社,發展農村金融事業。農行和農信機構大力組織農村資金,放寬貸款范圍,有效解決農民合理的資金需要,逐步把農村借貸納入到信合社的信用渠道。從此,農村金融開始發展壯大,越來越多農金員忙碌地奔走于村莊間。

  “星星出來太陽落,農金員下鄉回營業所,滿懷的疲憊無人懂,滿肚的苦水向誰吐。”1980年代初,一首《農金員之歌》描述了當時農金員的工作狀態,所有工作靠走路,餐風露宿成為常態。農業銀行湖南省分行調研員雷德宏就是其中一員。

  1979年3月中國農業銀行恢復建立。1980年,17歲的雷德宏高中畢業后便通過了國家招干考試,12月即被分到農業銀行寧遠縣水市(區公所)營業所,擔任駐社農金員。

  “剛參加工作試用期半年,工資每月31元,轉正后調整至36元。”雷德宏告訴記者,農金員除了承擔農行區域內農戶貸款、國家貸款的發放、調查、清收、管理等業務,最主要是管理、監督、輔導農信社的各項工作。當時撤社建鄉,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家戶戶分了田地和生產資料,主要工作就是把公社、大隊的集體債務分攤到戶,按人頭劃分貸款責任和金額,走村串戶收貸或重新立據。

  “存款儲蓄,利國利民”。人們或許還能記起,多年前馬路邊圍墻上類似的標語,是一個時代留下的金融印記。

  在改革開放初期,安全穩定的儲蓄幾乎是普通百姓對“理財”的所有想象。老百姓怕欠賬,一般不主動借貸,銀行金融中介的作用并不明顯,老百姓進銀行辦理的多是存、取款業務。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農村信用社的存貸比一直大于1,80年代的存貸比水平則在2左右,直到90年代上半期,這一數字才下降到1.5左右。

  從80年代后期開始,個體戶、經商辦企業的多了,如運輸專業戶、養殖專業戶、種植專業戶、鄉鎮制造企業等,到農信社借款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1985年,在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擔任客戶經理的樊弟平發放了其從業生涯的第一筆貸款,貸款金額200元,貸款戶是一個養豬的個體農民。當時的他難以想象,10年后,涪城區聯社的存款和貸款均突破了10億元大關。

  “貸款農民多以種養殖業為主,對貸款認識較為淳樸,深知借錢還錢的道理,信用程度較高。”樊弟平回憶說。

  農民放心大膽地向銀行借錢干事業,靠的是國家重視“三農”發展給的底氣。從1982年開始,中央連續五年發布了五個“一號文件”,有力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

  農民開始敢借錢,還源自利率的“親民化”。農村信用社剛成立的時候,根據人民銀行下發《關于調整人民銀行利率的決定》,本著“有利于打擊高利貸剝削、有利于支持發展生產、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原則,連續降低了農村貸款利率。

  “小額農戶貸款利隨本清,利率市場化之前,一直都執行人民銀行基準利率,不上浮。”雷德宏說。

  此后,在農行領導下,農信社作為農行基層機構,網點逐步建立健全,業務規模逐漸擴大,人員隊伍也日漸壯大。

“大一統”金融體制被打破

  回望過去70年,我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史,是一段“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并沒有現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不斷在探索中尋覓著方向。

  1984年國務院發出通知,批轉中國農業銀行《關于改革農村信用合作社管理體制的報告》,提出把農村信用社真正辦成群眾性的合作金融組織,在農業銀行領導、監督下,獨立自主地開展存貸業務,并成立了農村信用社的縣級聯社。

  云南劍川縣農村信用聯合社于1984年12月建社。“縣聯社成立后,全體員工樹立存款立社的思想,年末存款余額達到320萬元。”羅四來回憶道,“到1991年,聯社存款突破千萬元,這是我想象不到的。”

  隨后,不少農信社開始探索自主權。據農行江陰支行原行長徐林仁介紹,1988年,江陰市信用聯社內部設立主任室、綜合科、信貸科、會計審稽科,構成了江陰市信用聯社初步的組織框架。至此,農信社雖然還是歸屬農行管理,但畢竟有了自己的名稱、組織、賬簿,信用社與農行形成了“兩塊牌子一扇門,一套班子兩本賬”的合署辦公局面,獨立經營的基礎初步形成。

  得益于此,江陰市農信社得到了較快發展。1980年時,江陰市信用社共有營業網點46個,到1995年行社脫鉤時,信用社營業網點已增加至80個。

  對農村金融而言,198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信用合作社管理體制的改革之外,198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還提到“允許農民和集體的資金自由地或有組織地流動”,率先為農村社區內部的融資活動得以存在提供了政策依據。

  也就是在這一年,第一家農村合作基金會在河北省康保縣蘆家營鄉正式成立。

  到了1986年末,黑龍江、遼寧、湖北、浙江、廣東、四川、江蘇等地農村地區內部融資活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農村合作基金會開始在全國蓬勃發展。

  與此同時,其他專業銀行的分支機構也紛紛下延,很多農民在合法的前提下也自發地進行小范圍的集資,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打破了過去“大一統”的金融體制,逐步向多元化發展。

  數據顯示,1980-1993年間,農行和農信社存款增加了18.7倍,年平均增幅達25.7%;貸款增加了15.6倍,平均增幅24.1%。到1992年,全國建立的以農村合作基金會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在鄉鎮一級達1.74萬個,在村一級達11.25萬個,年末籌集資金164.9億元。

  逐漸豐富的農村融資渠道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動力。截至1993年,全國農村社會生產總值增加了12.3倍,年平均增幅22.1%。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大,農村金融體制的調整也在繼續。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確定“各國有商業銀行收縮縣(及縣以下)機構,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基本策略以后,包括農業銀行在內的國有商業銀行逐漸收縮縣及縣以下機構。由于農業銀行加快商業化步伐,逐步將業務中心轉移到了城市,使得農村信用合作社在這一時期開始逐步成為農村金融體系的主力軍。

  與此同時,政府做出了清理整頓、關閉合并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決定,國家開始打擊各種非正規金融活動。隨后的1998—1999年,在全國范圍內撤銷農村合作基金會,并對其進行清算。之后,我國基本形成了以合作性金融為主,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三類大金融機構分工合作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農信社艱苦再創業

  1993年,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縣,當時還在家里陶瓷行給父親跑腿的龍翔陶瓷董事長陳祺祥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銀行貸款———父親從當地農信社獲得了第一筆6000元的貸款,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

  農信社的貸款給龍翔陶瓷解了資金難題,從此,陶瓷行的發展便與農信社結下了不解之緣。隨著企業的發展,該公司的貸款額度逐年增加,如今已增至250萬元。

  陳祺祥和父親不知道的是,就在1993年底,農村信用社的管理體制改革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此后,全國農村信用社持續進行的“創業”與改革,為陳祺祥這樣的個體、小微企業,以及廣大農戶提供了更優質的金融服務。

  1993年12月,國務院在《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根據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在農村信用合作社聯社的基礎上,有步驟地組建農村合作銀行。要制訂《農村合作銀行條例》,并先將農村信用社聯社從中國農業銀行中獨立出來,辦成基層信用社的聯合組織。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杜曉山表示,在農行領導農信社發展農村金融的體制下運行十幾年后,要對農信社進行改革成為這一時期的一致認識,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與農行脫離隸屬關系。

  江蘇省大膽邁出了第一步。早在1994年,人民銀行就批準江陰市信用合作聯社為允許對外營業的、具有法人資格的集體性質金融機構。

  1996年10月,國務院正式發布《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正式脫離了行政隸屬關系。至此,“行社分離”的序幕正式拉開。

  “這是農信社改革歷史上一次重要舉措,使信用社的獨立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成為可能,為信用社成為真正的合作金融組織創造了條件。”杜曉山說。

  4個月后,在浙江武義縣農信系統工作了19個年頭的陳勤,從王宅信用社調入武義縣信用聯社工作。“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由于剛與農行脫鉤,全社員工思想比較渙散,存貸款規模小、資產質量差、經營效益低下,22個信用社(部)里大多數是虧損的,而且原有的一些管理制度也已不再適應發展的需要。”陳勤說。

  面對重重危機,農信社開始了艱苦的創業。

  當時的陳勤并沒有料到,在8年后的2005年6月,武義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成立,存款余額達17.2億元,貸款余額達11.4億元,比1996年10月行社脫鉤時各翻了兩番;不良貸款率比脫鉤前下降了40多個百分點,實現利潤1228萬元,全面消除了高風險信用社風險。

  江陰農商銀行董事長孫偉對此感觸很深:“一方面,長期歸屬農行管理,‘只知農行,不知有信用社’的情況比比皆是;另一方面,脫鉤后,農信社沒有獨立結算渠道,只能在受理客戶的業務申請后再將票據通過一些大行代理結算,效率大大降低;同時,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紀律松散,工作活力嚴重不足;此外,各鄉(鎮)社之間的發展情況嚴重失衡,許多企業更是借20世紀90年代中期蘇南鄉鎮企業大規模改制之機逃債、賴債。”

  壓力之下,農信社鼓足干勁。到1999年底,行社分離僅4年后,江陰市信用社的各項存款規模已達41.5億元,是分離時總存款的2.65倍,徹底扭轉了當時存貸比嚴重失調,超負荷運行的狀況,為下一階段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改革的持續推進,農信社農村金融“主力軍”的地位開始凸顯。數據顯示,1994-1999年,農村信用社農村貸款占全國農村貸款的比重均達到64%以上,1999年高達65.98%。

  (陽愛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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